发布时间：2021-08-04
过去几年间，中央政府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及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密集推出推动了人口流动和城镇化，使人口流动快速增强。强力推进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有利有弊，城乡两方面都已出现矛盾，专家建议继续改革现行户籍制度
根据七普数据，目前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亿9276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88.52%，流动人口增长69.73%，中国目前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76亿人。
中国人口每10年进行一次普查，逢5年份则会按1%的比例进行抽样。在5月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数据公布后，明显高于过往普查、抽查数字的流动人口规模引起关注，这反映出什么趋势？是否值得担忧？
根据七普数据，目前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亿9276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88.52%，流动人口增长69.73%，中国目前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76亿人。七普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总人口数量为14亿1178万人，这意味着，每4个人中，大约就有一人属于“流动人口”，每3个人中，约有一人处于“人户分离”的状态。
此前几次人口调查的数字则明显较小。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当时流动人口约为2.61亿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亿人；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当时的人户分离人口规模约为2.92亿，去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情况的人口数约为2.46亿人。由于时隔五年，增幅不大，曾有学者将两次数据视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增长已达“拐点”。
但七普调查或改变上述认知。“根据初步分析，我个人认为这次七普流动人口数据明显增大，主要是因为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密集推出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和战略，改变了以往的人口变动趋势，使人口变动趋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换言之，是‘十三五’期间强大政府强力推动的结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前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王桂新在近期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过去几年间，中央政府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及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密集推出有力地推动了人口流动和城镇化，使人口流动快速增强，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一般来说，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可以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创造集聚经济，推动知识创新，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王桂新在2020年一篇名为《超大城市治理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中还写道，大城市有人力资源与创新优势、高劳动生产率和高人均GDP、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集约高效利用空间等优势。
但有人认为，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将导致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大城市病”。
严控超大城市常住人口规模、限制外来人口流入曾成为政府避免和解决“大城市病”的重要思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4年推出“新型城镇化规划（2016—2020）”继续强调这一控制政策，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纷纷出台控制目标和措施，限制甚至减少外来人口。如上海市在2016年10月推出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中提出，常住人口规模到2020年控制在2480万人，2040年控制在2500万左右。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规模为2487万人，已超过2016年规划的规模，并十分接近2040年的规划规模。
据王桂新了解，上海规划的这一常住人口控制规模，当时被层层拆解，分解到各区乃至街道。这样不仅造成了各区甚至街道、乡镇常住人口规模规划和控制的矛盾，一些地区还因为常住人口已达到或接近规划控制目标而不能增加人口，明显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王桂新以浦东新区为例称，根据七普数据，该区常住人口规模2020年为568.15万人，已超过其规划目标555万。但其南汇新城人口仍远未达到其“规划目标”，“如果南汇新城常住人口达到其规划目标，整个浦东新区常住人口就要严重超标；如果浦东新区严格按照规划目标控制人口，不仅南汇新城只能成为常住人口不能增长的‘死城’，就是现有常住人口也要减少13万人以上。浦东新区能减少这么多人吗？能把居住陆家嘴的人口强行迁移到南汇新城吗？”
目前，户籍制度仍是制约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门槛”。王桂新认为，主要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大量农村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表现为“半”迁移和“半”城镇化，也称为“不完全”迁移和“不完全”城镇化，这意味着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在质量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即虽然这部分人群常住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却不能转变为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不能平等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等权益。
王桂新指出，由于农村人口的“半”迁移和“半”城镇化，在城乡两方面都将造成一些矛盾。一方面，大量集聚在城市的“半”城镇化人口，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权益福利，难以落户转变为城市居民，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数以亿计的游离于城市居民的“非城镇居民阶层”，且这一规模庞大、相对封闭的“非城镇居民阶层”的形成和存在，可能造成家庭关系的弱化、城市居民的分化和家庭、社会的不稳定。
而在农村地区则由于年轻男性人口的大规模流出，就形成了所谓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等所谓农村“三留守”人口问题。王桂新认为，这些群体的家庭、教育、养老、生产与消费等都存在很多问题，也需要给以高度重视。
近年来，除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外，绝大多数城市都已不同程度地放开了落户限制。如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21年新型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提出“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包括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应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则应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但王桂新指出，尽管中央层面已强调要放宽落户限制，但某些地方政府在操作上仍有“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担心完全放开农村人口流入太多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权益，影响自己的政绩。
一些“一线”、“二线”城市甚至出现以落户优惠为条件的“抢人大战”，瞄准的大多是大学生等高学历、高层次人才。王桂新指出，各大城市在控制外来人口、放招吸引高学历人才的背后，是渴望改变原有依靠人口红利、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想使引进人才的科技创新迅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但这一转变过程需要时间，比较漫长，如果现在就试图为改变经济增长动力而控制人口增长，其结果无异于强行按下经济增长“暂停键”。
此外，王桂新认为，城市发展不能只依赖高学历人才。“事实上，一个大城市的劳动市场需要多层次、多样化的劳动力，低层次劳动者（如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应该被重视。如你想象在上海，如果一个月没有环卫农民工，哪怕半个月没有环卫农民工，生活垃圾就会堆积如山，使整个上海都会臭气熏天，难以住人。仅这一点，农民工的作用和贡献就很大，不能说人家层次低就是多余的。”王桂新说。
王桂新分析，目前最根本的仍应是进一步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放宽人们的迁徙选择，这是实现人口劳动力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唯一选择。基于中国已形成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各级各类不同城市之间所存在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资源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也许一开始会出现人口大规模涌向发达地区，流入超大城市，但随着大城市生活、生产成本上涨以及生存空间、环境变劣等问题的出现，人们自然会做出其他理性选择，如回老家或去其他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发展，最终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自然会形成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以下是财新记者对王桂新的专访
财新记者：你如何看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对以往人口流动数据的调整？
王桂新：关于流动人口，农业部做过调查（主要是调查农民工），国家卫健委（原国家卫计委）也做过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另外国家统计局也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中间逢“5” 的年份进行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又称“小普查”）。相比以往这些调查的流动人口数据，这次公布的七普数据明显偏大。
首先说明一点，我们要充分肯定七普数据。每次人口普查都是百亿以上资金、数百万以上劳动力的投入，特别是七普还采用了现代科技手段，没有理由认为这样获得的数据是有问题的，所以应该相信七普数据是正确的。
那么是不是以往调查的数据是有问题、不正确的呢？我认为不能肯定了七普数据，就要否定以往调查数据的正确，以往的调查数据也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是符合当时调查要求的。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口普查是10年进行一次，而10年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其间经济社会及人口状况会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为了及时了解和把握人口状况等基本国情，像两次人口普查之间中间逢“5”的年份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及其他相关补充性人口调查，都是很有必要也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不能轻易否定以往调查的人口数据，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我们在不知道未来发展趋势的情况下，研究未来趋势的基本方法是根据过去趋势外推。我们以往的调查结果和一般数据都是这样，不知道未来突然发生什么变化，那也只能采取这一方法，利用过去的趋势来推测未来。
第二，以往的人口调查基本上都是抽样调查，都是根据以上思路，按照调查目的在以往人口状况（如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上确定抽样框、抽样比和抽样方法，然后进行抽样调查，最后根据抽样调查结果给出抽样调查的精度。大家可以查一下相关调查说明，以往进行的每一次国家级抽样调查，都说已达到很高的调查精度，至少可以推断总体的一些主要指标。抽样方法是一种科学方法，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方法的科学性和根据这种方法所得调查数据的正确性。
第三，以往像农业部、卫健委等国家各部委进行的人口、劳动力抽样调查，都是根据各自的要求和目的进行的，调查所采用的抽样框、抽样比和抽样方法互不相同，获得的调查数据当然也不会完全一致。但各有各的用途，只要能满足各自的要求达到其目的足矣，没必要要求一定要把其数据调整的完全一样。
所以我不太赞成肯定了七普人口数据，就简单否定以往人口调查数据的正确性，并对其大加调整。如果根据七普数据对全国和各个省区从2011年开始的相关人口数据都做系统性的调整，这不仅是自己打脸，否定自己以往的工作，否定自己以往人口调查的科学性，也是否定了其他相关部委以及各省区统计部门的工作。
国家的某些重大战略都是根据以往人口调查数据做出的。人口调查数据被调整改变了，当时制定战略的依据已不成立，那么又该如何看待主要据此制定的国家战略呢？有些国家战略已获得成功，正是说明其依据的人口调查数据没有问题。
财新记者：这次七普流动人口数据为何偏大？
王桂新：我想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口流动、城镇化等人口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可能主要是发生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之后，所以2015年的小普查数据只是反映了当时的人口状况而未能反映其后发生的人口流动、城镇化的显著变化。
还有一个可能是，以往的人口调查都是在一定的抽样框进行的，在不明人口状况某时间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为了保持抽样调查结果的可比性（也没有充分依据必须改变抽样框），进行的调查基本上都是在同一抽样框进行的。而人口状况发生显著变化的地区可能大部分没有包括在原有抽样框内，这样根据原有抽样框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就不能反映已发生明显变化的人口状况。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根据初步分析，我个人认为这次七普流动人口与城镇化数据明显增大，主要还是因为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密集推出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和战略，改变了以往的人口变动趋势，使人口变动趋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七普流动人口与城镇化数据的明显增大，主要是“十三五”期间政府强力推动的结果。
一般来说，人口迁移、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是密切联系、互动发展的。在一定意义上，人口迁移、城镇化的发生和发展决定于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由此激发人口迁移，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人口迁移又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推动城市人口规模和集聚经济的增大，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又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这是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实际上，近十数年来国内经济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影响，已出现明显减缓趋势。如国际上，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不仅造成不少外企外迁，国内有些企业的生产活动也受到很大制约；特别是2019年以来各国为防控新冠病毒的传播，都几乎停止国际商贸交流活动。这些都造成国内企业生产规模收缩，就业机会减少。国内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兑现碳减排承诺，提高环境标准、加强环境规制。这些都对以利用化石能源为主的相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打击不小，其减产、停产也减少了就业机会，弱化了人口流动。特别是封国封城、截路止行等严厉的新冠病毒防控措施，更是直接阻断了人口流动。
概而言之，国内外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弱化了人口的迁移流动。据计算，2006-2015年10年间GDP年增长率与人口流动规模年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8768，2000-2005年到2015-2020年的20年间每5年期间的GDP年增长率与人口流动规模年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8471，都显示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那么为什么七普数据显示的流动人口规模又这么大、城镇化水平又这么高呢？关于这一点，我前面提到这可能主要与“十三五”期间国家战略的密集推出有密切关系。大家知道，我们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令必行、行必果”。而在近十年来特别是在“十三五”期间，首先是2014年中央政府推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2020年要实现3个“1亿人”的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的城镇化目标。对城镇化进行规划并提出城镇化数字化目标，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极其少有的创新之举。
同年即推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实施方案》，2016年接着推出《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2017年推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行动方案》，之后又连续推出《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
与此同时，中央又推出“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总体部署，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年政治局开会审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于9月发布文件。
“十三五”期间，国家还推出扶贫攻坚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可以说，中央政府对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扶贫攻坚战略的强力推进，不仅逆转了国内外宏观环境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弱化作用，相反还大大增强了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七普数据显示的流动人口与城镇化的变化这么大，主要是中国政府强大力量的体现，是运动般强力推进相关国家战略和规划目标的成果。在此意义上，七普数据反映的“十三五”期间人口流动规模与城镇化水平的快速大规模增长，可能是一种政府强力推动的“运动式”增长。
财新记者：你如何评估这一进程的利弊？
王桂新：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国家这样强力推进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有好处，也可能有弊病。好处是超额实现了城镇化目标和扶贫攻坚目标，提高了城市化水平、发展了农村经济，“一个也不落”地把贫困人口脱贫。但也带来一些问题。因为人为地运动般强力推进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可能影响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质量，不利于形成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红利。
七普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特别是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竟增长192.66%；流入人口增长率为69.73%，比跨省流入人口增长率高24.36个百分点，省内流动人口增速是跨省流动人口的1.89倍；2020年城镇化规划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而实际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分别达到63.89%和45.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高18.49个百分点，比二者规划目标的差值多3.89个百分点。
以上这些数据说明3个问题：一是人户分离人口（特别是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以及以近距离为主的人口流动有大规模的增长，二是近距离人口流动以及以“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为主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主要形态，三是人口“半”迁移与“半”城镇化这一不合理的“双轨制”城镇化并未得到应有的改善，相反却更加严重。
这样的人口流动难免要带来一些问题。第一，城市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暴增，将增加通勤距离和交通压力，不利于住房布局建设和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第二，人口近距离流动以及以 “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为主要形态的城镇化，不仅使城镇新居民与其对流入城市的预期（可能是更想迁入大城市）形成错位，使他们不能分享大城市权益和福利而影响其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小城市、小城镇规模太小，不能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满足城镇化人口的就业需求。特别从区域角度来看，还会从整体上降低城市人口密度，弱化城市空间利用效率、集聚经济的产出和科技创新的发展，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城市化体系结构和应有的城镇化红利。
第三，人口“半”迁移和“半”城市化的加快发展，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来，大量集聚在城市的“半”城镇化人口，因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权利和福利，不能落户成为城市居民，已在城市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非城镇居民阶层；在农村地区则由于年轻男性人口的大规模流出，也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等农村“三留守”人口集团。
人口“半”迁移和“半”城市化所造成的这一规模庞大的城市非城镇居民阶层和农村“三留守”人口集团，已造成“半”城镇化人口家庭关系的弱化、城乡居民的分化和社会不稳定，人口“半”迁移和“半”城市化的加快发展，无疑要使这些问题更趋严重。
人口流动和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这些问题，应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解决。
财新记者：你认为关于人口流动、迁移管理最好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王桂新：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彻底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允许人们自由迁徙。人口迁移流动，特别是在市场条件下的迁移流动，都是个人或家庭的理性选择，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实现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
可以说，允许人们自由迁徙，是实现人口劳动力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唯一选择。人们常说，高手在民间，绝活出草莽。如农村有些劳动力有某些专长，甚至是某一方面的天才，如果把他们限制在农村，他们的能力就发挥不出来，如果允许他们自由选择迁移到某一城市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他们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对国家对社会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
而且，通过人们的自由迁徙还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逐步实现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这一点，已被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实。以户籍制度控制人们迁徙，结果使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越来越大，这也是事实。
财新记者：但很多人会担心，户籍放开之后，人们会更多地流向大城市，加重已有的“大城市病”，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可能会变得更拥堵、更污染，你怎么看？
王桂新：我不担心这个问题。
当然，由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大，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不仅经济高度发达，全国的优质公共资源也都集中于此，使之与其他地区之间形成犹如“堰塞湖”般的巨大差异。所以一旦取消现行户籍制度，允许人们自由迁徙，开始有可能会有大量人口涌向发达地区，流入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但随着大城市生活、生产成本上涨以及生存空间、环境变劣等问题的出现，人们自然会做出其他理性的选择，如回老家或去其他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发展，最终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自然会形成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今年我们毕业的一个博士生，就声称上海生活成本太高、买不起房子而选择到镇江一所大学任职。
我对日本比较熟悉，日本的东京都，是国家和东京都两级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人口密度远超我们的北京、上海，但交通并不拥堵，社会经济及日常生活运行都很有秩序。虽然现在还有大量人口向东京都“一极”集中，使其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继续增大，但也并没有出现那么可怕的“大城市病”。
你不要认为流向大城市的人都是笨蛋，“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事实上，他们都会对自己的迁移行为、迁移后果进行评估，然后根据自己的评估做出选择。比如一家人到哪里去能够生存，去哪里能生活得更好一点、孩子读书条件更好，等等，方方面面都会评估，评估下来他们未必一定会跑到上海、北京去。但是不管他们去哪里，要给他们这个选择的机会，否则就是有意无意地继续剥夺大部分人的迁居权利，维护既得利益者。
还经常有人说，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家的大城市都有“大城市病”，还举例说这些国家的大城市存在大量的“贫民窟”，并与我们的大城市做比较，我们的大城市没有“贫民窟”是制度优势，是控制得好。其实，这样比较是不合适的。
国外大城市的“贫民窟”是在市场体制条件下形成的，一些贫困人口是自愿选择居住在“贫民窟”。他们一般都会进行比较和评估，若评估发现尽管居住在大城市的“贫民窟”很苦，但也要比居住在农村等其他地区仍可有相对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他们就选择居住在“贫民窟”。
我们的大城市没有“贫民窟”，是利用行政手段，剥夺了大量人口迁居大城市的权利，剥夺了包括他们选择居住大城市“贫民窟”获得相对更多幸福感的权利。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大城市没有“贫民窟”，但有农民工居住马路边和高架桥下，生活得很苦。他们做出这一选择，肯定是认为这样“苦”也比回到农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可我们却不允许这些农民工居住在马路边和高架桥下，实际上是想把他们赶出大城市。
财新记者：现在大趋势是户籍限制越来越放松，这些问题是否在好转？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抢人大战”，但普遍只想吸引大学生，或者称“高素质人才”，你认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地区吸引人才时是否存在误区？
王桂新：也不能说是误区，但可能是想得比较简单。
现在各地都在大打“人才大战”，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所谓“高素质人才”。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不仅人口红利已快要失去，要出现劳动力不足；而且要建设生态文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即2030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于是就渴望改变原有依靠人口红利、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把以往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创新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转变为科技创新，就需要人才，就需要引进所谓“高素质人才”。这种逻辑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我说这种想法比较简单，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认识和判断：第一，科技创新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转变经济增长驱动力也不是引进几个高素质人才就可以轻易转变的。所以在推进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同时，也不能轻易放弃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也要根据需要吸收和雇用一般劳动力。
第二，科技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只有在一个真正自由、宽松、平等、公正的环境下，科技人员才能做出创新，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才能和作用，才有可能把知识、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变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中国人才总量不小，但至今没几个人获诺贝尔奖，就说明一定的问题。
第三，目前各地推出的优惠政策，无非是提高薪资、提供住房、帮助子女解决入学读书等，几乎都是一些物质方面的。对高素质人才来说，不是说没有只看重钱、只看重物质待遇的，但绝大多数应该都不是那么看重物质待遇，而是相对更重视软环境的质量，包括对自己、家人以外普通人的尊重、对农民工的态度等平等、公正的环境。真正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不会喜欢一个不很自由、不能善待低层次劳动力的环境的。
第四，一个城市的劳动市场需要多层次、多样化的劳动力。高素质人才需要穿衣吃饭，就需要服装商店的服务员和菜市场里的农民工；高素质人才子女需要照顾、居家需要打扫，就需要家政服务员和清洁工。
事实上，低层次劳动力（如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应该被重视。如你想象在上海，如果一个月没有环卫农民工，哪怕半个月没有环卫农民工，生活垃圾就会堆积如山，使整个上海都会臭气熏天，人不能居住。仅就这一点，农民工的作用和贡献就很大，不能认为人家少读几年书就说人家层次低，就是多余的。完整的劳动市场需要有各类人，都是不可缺少的。
不少大城市都是试图只引进高学历人才，而控制一般人口流入，控制人口增长。尽管中央政府已出台政策，除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以外，都要取消户口限制，允许人口流入。但这些城市的政府，仍设置“积分制”等种种门槛条件限制人口流入，控制人口增长。看起来，这些城市是重视吸引高学历人才，重视推动科技创新迅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但实际上他们知道这样严控人口、只引人才不会取得好的效果，他们之所以还是坚持这么做，主要是担心完全放开使农村人口流入太多，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权益，影响自己的政绩。
可以说，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是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如果罔顾转变经济增长驱动力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这一事实，一厢情愿想为尽快改变经济增长动力而控制人口流动和人口增长，其结果无异于强行按下经济增长的“暂停键”。前几年我到上海一些郊区调研，就发现已有人在担心眼下人口规模已达到规划的控制目标，如果控制不增加人口劳动力，就无法扩大再生产，无法完成上面提出的新的经济增长目标。
所以，我认为控制低层次人口流入、只吸引所谓“高素质人才”的做法过于简单，是不可取的；创造一个自由宽松和平等、公正的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比单纯以物质待遇吸引人才更重要。而且，不要再用计划经济方式和行政手段控制人口流动和人口规模，这不仅可能影响经济增长，而且本身就是反映城市软环境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财新记者：随着人口自由流动增加，现在也可能出现了“马太效应”，大城市强者恒强，对那些欠发达地区有什么挑战？
王桂新：你说得对，随着人口自由流动增加，吸引流入人口越多的大城市一般都是大者恒大、强者恒强。我是主要研究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在一些文章里也都提到这一问题。如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以及东部地区的一些大城市，基本上都是人口入迁越来越多。这就是集聚经济及经济增长累积效应的结果。
而那些欠发达地区人口大量流出，常住人口越来越少。有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就有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区；有人口大量增加的地区，就有人口大量减少的地区。你不可能让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化水平提高，其他地区特别是农村人口不减少。有增就有减，这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在一些自然环境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贫困人口众多，通过易地搬迁扶贫，把贫困人口都迁出去，这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不正是我们的目标吗？有什么不好呢？
尽管欠发达地区人口大规模流出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大规模流出的直接结果，就是减小了村镇规模，降低了人口密度。而且由于流出人口主要是一些男性、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壮年人口，这样就造成更多的遗留在农村、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使农村“三留守”人口集团规模越来越庞大。
显然，欠发达地区人口大规模流出，就产生一些严峻的问题和挑战：第一，由于村镇规模减小，就会提高行政成本，增加当地居民的“税负”。我们的村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管村镇规模大小，都必须有几套班子及青、妇、团等相关机构，有机构就要有相应的组成人员。这些人员越多，农民负担就越重，这样就会激化干群矛盾。
第二，村镇规模减小、人口密度降低，就会影响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单位土地面积较强生产力的形成，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耕地抛荒现象，造成土地资源浪费。这些都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三， 男性、受教育水平较高青壮年人口的大规模流出，降低了留守农村人口劳动力的素质，不利于农村人口的科技创新和现代化生产工具的利用，影响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乡村振兴”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四，农村“三留守”人口队伍的壮大，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留守儿童生活在“残缺家庭”缺乏父爱、母爱，心理、心灵不健全，更难以得到良好的受教育机会；老人不仅缺乏养老条件，还要帮助抚养第三代；留守妇女更是既要负担家庭的养老扶幼，又要承担家庭包干的农地耕种，双肩重担往往超过其承受能力。可以说农村“三留守”人口队伍的壮大，已造成重重社会问题。
财新记者：这些挑战应该如何应对？
王桂新：说老实话，不好应对。农村迁出人口以男性、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壮年人口为主，这是人口迁移规律的作用不好改变，其实这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即使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有些欠发达地区也是只剩下妇女、老人，甚至有些地区人都走光，房屋空置成废墟，包括铁路等基础设施也都荒废了。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很难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
我认为不管能否应对这些问题，首先要对农村、农业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认识和重视：
第一，农村、农业能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养城市人口，没有农村、农业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城市人口就难以生存，所以农业是基础，城市离不开农村。农业是基础，这是我们国家一再强调的，不能不重视。
第二，农村、农业都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无法和城市及非农业一样可以创造那么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农村和农业最接近自然，是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维护人类生态系统、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功能。农村、农业的这一生态价值不能忽视，也不能简单以GDP来衡量。
第三，农村、农业不发达，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就难以为继；农村人口减少、素质下降，就不能向城市持续提供素质相对较高的人口和劳动力，这样城市发展就会失去一个方面的动力源泉，就难以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
现在政府已十分重视农村、农业的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优先发展农业”。这些发展战略和措施当然非常重要，但我想强调一定要重视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城市和非农业、国家和地方政府，如何补偿农村、农业为维护人类生态系统、改善国家和城市生态环境这一生态价值的贡献。这一点，以往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无视。
另外，在乡村振兴和农村发展过程中，也应注意对不同地区、不同业种、不同人群区别对待，要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该放弃的放弃，该保护的保护，该大力发展的要大力发展。要根据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和挑战，制定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不能一提乡村振兴，就在欠发达地区遍地开花，搞全面发展农村和农村全面发展。
在发展农村农业、应对农村发展的挑战方面，日本没有提供成功的经验，希望我们自己创造成功的示范。
转载自：财新网
记者 马丹萌
财新实习记者沙莎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