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持久战

202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战略决策，由此吹响了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久战的号角。在同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战相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其时间跨度更长、涉及范围更广、承载任务更重、实施难度更大，必须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全面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切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避免出现一些颠覆性的错误。从脱贫攻坚战转向乡村振兴持久战，必须统筹做好长远全局谋划，搞好顶层设计，分阶段稳步推进实施。在新发展阶段，要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持久战，关键是按照中央提出的两个重要时间段发展战略部署，把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放在“守底线、提质量、建机制、补短板、激活力”上，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首先，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与城镇的功能定位不同，乡村的核心功能是保障粮食和生态安全，为城乡居民提供农产品和生态产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首要任务。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吃饭问题，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坚决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当前，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0千克，谷物自给率高于95%，按稻谷和小麦计算的口粮自给率超过100%（魏后凯、崔凯，2020），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目标具有保障。然而，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粮食安全依然存在诸多潜在风险因素，粮食总量供需缺口将会长期存在，供需结构性矛盾将日益凸显，确保粮食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放松。从粮食供给看，各种因素造成的耕地面积减少和质量下降，农村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不高，一些地方耕地撂荒现象严重，耕地“非农化”屡禁不止，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甚至“非食物化”问题凸显，粮食生产越来越向少数主产区集中，主产区数量和范围呈不断缩减态势，这些都将对粮食生产供应和安全构成威胁。从粮食需求看，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未来粮食需求总量将进一步增加，消费需求将更加多样化，绿色安全、营养健康、多品种、高品质将成为发展方向，在新形势下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任务将更为繁重。为此，要实行分层次的粮食安全战略，在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依靠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粮食产业链式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农产品结构和布局优化，并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调剂品种缺口，保障各种农产品的市场供应，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其次，要着力提高农村发展的质量。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不单纯是对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教育、文化等社会发展以及城乡区域发展提出的普遍要求。在新阶段，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广大农村居民创造高品质生活，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生活品质，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主题。从农业发展看，虽然中国农业经济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质量效益不高、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实现农业由大到强的转变任重而道远。未来要进一步强化质量兴农、科技兴农，围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全面提升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效益，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推动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社会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从农村发展看，虽然近年来农村产业融合蓬勃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数量快速增长，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上的差距明显缩小，但质量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远不能适应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为此需要以乡村建设行动和农村产业融合为主抓手，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提档升级和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切实提高农村发展质量。从农民生活看，自2007年以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经呈现持续稳定缩小的态势，到2020年下降至2.56，但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依然处于高位，仍高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更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水平。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村居民创造高品质的生活条件，将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优先领域。

第三，要建立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完成后，中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将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直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将是一场历经近30年的持久战。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持久战，必须立足长远目标，通过法治化、规范化、常规化的相关制度安排，建立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这种长效机制是立足长远谋划、能够长期正常运行并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体系。就乡村振兴而言，由于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在乡村产业振兴、多元化资金投入、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管护营运、乡村治理等领域都需要建立相应的长效机制。以乡村振兴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为例。乡村振兴涉及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村庄整治等诸多方面，由于现有基础较差、水平较低，各方面都需要大量投资，资金需求量很大，但目前各地农村大多缺乏自我积累能力，资金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供需缺口极大。据农业农村部初步估算，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大约需要投入7万亿元以上，平均每年资金投入超过1.4万亿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估计资金需求量将会更大。为此，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建立政府、市场、村集体、农民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尤其是政府财政资金稳定增长机制，确保各级财政农林水支出增长速度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各地区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同时，要增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广泛进入，大力推动城市资本下乡。要看到，城市资本下乡不只是带来资金，还会带来技术、人才、品牌和营销渠道等，它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关键是要使下乡资本扎根乡村，与合作社、村集体、农民等形成利益共同体，让广大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此外，还要鼓励和动员农民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第四，要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总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加快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前，中央已经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新“四化”同步中农业现代化是明显的短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是最突出的短板。据我们研究，按2035年目标值测算，2018年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为66.1%；按2050年目标值测算，其实现程度为54.2%，均处于中期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20；谢伏瞻，2020）。如果按2010-2018年平均速度推算，到2035年总体上可以达到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值，到2050年总体上可以达到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值，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基础设施、农民文化素质和农村环境污染等领域一些关键指标却难以达到目标值，成为短板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未来30年需要持续推进的长期战略任务。“十四五”时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适当集中资源和力量，加快补齐这些短板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为确保如期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由于各地区发展阶段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未来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采取分阶段梯次推进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支持力度，确保这些地区到2035年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此外，要选择不同行政层级、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类型的地区，建立一批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区，在现代化建设方面进行超前探索、试验和示范，发挥其以点带面、示范引领作用。

第五，要全面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城乡发展不平衡是现阶段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水平还较低，产业支撑能力不足，其发展活力尚有待全面激发。尤其是一些农村贫困地区，尽管目前已经实现了脱贫摘帽，但由于缺乏长效富民产业，农民增收主要依靠外出打工和转移净收入，其发展活力明显不足，缺乏内生发展能力和动力。2019年，在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来源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值收入的贡献率高达75.1%，其中，转移净收入的贡献率为37.1%，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为38.0%（魏后凯、黄秉信，2020），而工资性收入中很大部分都是农民离开农业农村到外地打工的工资性收入。这说明，从贫困地区的农民增收来源看，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加上农村资源未被激活，其内生发展能力明显不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本质内涵就是要依靠外力的推动，全面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培育和提升其自身发展能力，由此形成一种内生的发展机制。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是依靠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激活农村要素、主体和市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并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培育形成内生发展能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走内生型乡村振兴之路。很明显，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无疑需要各级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需要汇聚全社会资源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但政府的支持并非只是输血，更重要的是培育其内生发展能力，形成能够造血的内生发展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深化改革和科技创新是培育形成内生发展机制的根本动力，而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则是全面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魏后凯,崔凯.正确理解和科学看待我国粮食缺口[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8-24(002).

魏后凯,黄秉信.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9～202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45-54.

谢伏瞻.迈上新征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26-170.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后小康时期乡村振兴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20(09):5-45.

（本文原载《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