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尊文：着力增强特大城市经济韧性

城市经济韧性是指城市在遭受外部冲击后表现出的经济反弹能力以及面对极端灾害时的防范、响应和恢复能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城市韧性问题。

一、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大考

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后，中国各大城市积极组织复工复产复市，目前已取得较好成效，但各城市经济恢复的程度不一样，反映出各城市之间经济韧性的差异。用一组数据进行比较：2020年1—5月，武汉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下降2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7.9%；而杭州市分别只下降了1.9%和8.3%。这说明杭州市经济韧性较强。当然，武汉作为当时疫情的中心，情况很特殊，可比性可能不太大。

郑州与杭州具有较强可比性，对两者进行比较，还是可以看出两者有较大差异。2020年1—5月，郑州规上工业增加值下降3.1%，比杭州多降1.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3.7%，比杭州多降5.4个百分点。2020年上半年，杭州实现生产总值73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5%；全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76亿元，增长1.2%。郑州生产总值5459.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2%，与杭州相差1.7个百分点；全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35.2亿元，增长0.7%，与杭州相差0.5个百分点。两市发展“亮点”也不同：杭州2020年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1833亿元，占GDP的24.8%，增长10.5%；而2020年1—6月郑州房地产企业销售金额TOP15企业合计销售金额为665.7亿元，占上半年GDP的12.9%。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杭州比郑州产业结构更优、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经济韧性的大考，各个特大城市交出了成绩不同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城市治理应以此次疫情大考为契机，根据新形势、新要求，不断提高城市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各种突发灾害及重大意外事件的能力，努力增强城市发展韧性和城市经济韧性。

二、着力增强城市供给侧结构韧性

供给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外来冲击造成城市经济下行，这就需要加大逆向调节力度，在增强供给侧结构韧性方面下功夫。

一是提升经济创新能力。仅有“抵抗力”的城市并不意味着必然具有韧性，而具备经济创新能力的城市通过重新配置资源能够跨越到新的增长路径，打破原有城市历史演化形成的路径依赖。要鼓励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经济创新能力兼具“抵抗力”和“更新力”，是经济韧性的重要维度。经济的韧性主要靠企业的承压能力来体现，企业的承压能力又靠其盈利能力来支撑，而盈利能力的源头又来自创新能力。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将可能使长期以来的低成本竞争策略和“互害”模式的价格战走向终点。那些不思创新驱动、专靠“薄利多销”的企业，一遇到剧烈的市场波动和突发事件往往就会极为被动，甚至走向破产。

二是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引导企业做大做强。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程、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链垂直整合工程，集结规模优势，提升产业层次。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和企业家培育工程，引导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之路，培育一批拥有自主品牌和技术、在行业内位居前列的“隐形冠军”企业和“科技型小巨人”企业。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大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高度关注中小微企业发展，采取税费减免、租金和贷款利息补贴等优惠政策，千方百计保住市场主体。劳动力也是微观主体。短期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重的湖北省，劳动力就业受到很大影响，出省务工曾一度遭遇较大困难。其实，如果放在更长时段来看，一些地区、一些行业早已出现结构性的就业问题。如在2018年初，中美发生严重贸易摩擦之后，沿海地区一些制造业企业受冲击较大，出现了减员现象；再比如东北地区以及山西等对资源依赖较强的地区，近年来也出现了一定的就业压力。但是，另外一些行业出现了需求旺盛但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的局面，如养老服务、家政行业等。将劳动力从过剩的地区和行业转向短缺的地区和行业，也是搞活经济的重要内容。

三是发展龙头型经济和块状经济。顺应国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大趋势，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特大城市要加快整合、优化、提升现有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集中区，鼓励工业企业向特色产业园区集聚，实施新建重大产业项目全市统筹、分区落地，引导和促进与产业相关联的中小企业、上下游企业和新上项目按产业功能分区落户或迁入工业园区。支持本地骨干企业“滚雪球”式成长，积极引进技术领先的成熟企业，以龙头企业为支撑吸引相关产业集聚，引导特色产业接续成龙，通过产业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延伸产业链上下游，形成龙型经济。通过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以“抓龙头、铸链条、育集群”为目标，实施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工程，强化传统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补齐新兴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整合形成产业链接和产业配套。培育和引导配套企业健康发展，扶持一批小而精、小而专、小而特的配套企业，加强与龙头企业合作，鼓励形成产业集群，加快产业集群内重点企业的上下游及侧向产业链的配套建设，构建产业配套体系，形成块状经济。通过龙型经济和块状经济的发展，形成城市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体系化，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维持和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努力增强城市需求侧结构韧性

需求侧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通称为“三驾马车”。特大城市要增强城市需求侧结构韧性，主要是“三个扩大”。

一是扩大投资。做好项目策划，提升有效投资的质量和水平。着重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先进制造、民生建设等短板领域策划重点项目，特别是要注重在“新基建”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发挥其乘数效应，并使供需两侧共同受益。要善于进行“无中生有”创造投资，加大对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的引入和投资力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推动机器人、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等不断涌现，促进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社区等加快发展，推进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入融合，推动智慧城市全面发展。这些都是投资的重点领域和方向。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招商引资，推动产业链招商科学化、精准化和路径化。要注意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是扩大消费。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积极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保持线上消费热度不减，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培育壮大起来；鼓励实体商店消费，把在疫情防控中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强劲回补。加快完善传统市场和新型市场监管体制、城乡消费基础设施和消费支撑体系，尤其是顺应互联网时代消费模式新要求，要健全城市功能，完善城市消费布局和消费载体，发展人工智能商场、网上购物、跨境电商、消费金融、租赁市场、体验式消费、共享经济等现代消费模式，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切实发挥消费在经济稳定运行中的“压舱石”作用。加大民生投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加大民生投入，保障民生基本需求，增加“能消费”的预期。

三是扩大开放。在提升“引进来”的能级和水平的同时，拓展“走出去”新空间。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大力培育外贸进出口企业，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实施国际自主品牌培育计划，引导企业增强产品研发和创新能力。大力实施外贸产业培育工程，培育外贸进出口企业，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外贸新业态。支持企业实施一批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重点项目，鼓励发展对外承包工程投建营一体化新模式。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火速”建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力量、中国速度，要以此为契机，加速“中国建造”走向全球。

四、特大城市要注重增强区域空间韧性

第一，要推进城市内部多中心发展。通过模块化，达到分散风险的效应。因为地区经济和功能系统中各部门或组织之间是可及时分离的，通过塑造子系统内部联系紧密、子系统之间联系相对稀疏的模块结构，来分散、抑制和抵消外界压力施加的影响。模块化原则是塑造多中心区域空间结构的有效机制。从武汉市来讲，就是要深化“1+6”城市空间发展格局，“1”指的是严格控制三环线以内为中心城区，“6”就是按照“独立成市”的理念将东西湖、江夏、黄陂、新洲、蔡甸、汉南6个新城区建设成规模中等、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现代化新城。

第二，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农村发挥了重大作用。2020年春节前夕，全国上亿在外省、外市、外县就业的农民工回到农村。恰遇政府宣布“封城”“封镇”“封村”，虽然被封闭在家，但吃喝不愁，不像城市需要付出维持生活的巨大成本。武汉的农村也一样，二三百万农村人口不仅自己解决了吃喝问题，还向中心城区提供蔬菜、水产品等方面的供给。因此，应注重在空间上保持合理的城乡结构，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而为中心城区提供较大的回旋余地。

第三，要推进与城市外部的协同发展。鼓励特大型城市发展“飞地经济”。以武汉市为例，目前已经跨区域在洪湖市建立了69平方千米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滩新区，取得了较好效益。未来武汉市还要深化与长沙、南昌合作，共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强与河南、陕西两省有关城市合作，共建汉江生态经济带；加强与河南、安徽两省有关城市的合作，共推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继续做好中央和省委部署的对口支援工作，特别是援藏援疆工作。大力援助山南市经济社会发展，并引导企业到山南投资兴业，增强山南“造血”机能。要加强与博州的对口合作，共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阿拉山口口岸和霍尔果斯口岸，推动中欧班列（武汉）高质量发展，并探索建立“飞地”园区，既增强受援地的经济活力，也增强特大城市的经济韧性。

来源: 《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